• 2008-06-15

    载道?言志?还是逗你玩? by 柳文扬 - [科学随笔,介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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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版权属柳文扬,发表于漫友书系《科幻》文学秀[柳文扬的时间]栏目06年7月号文章

    就像其他任何文学作品一样,幻想文学作品也在承受着读者和评论者的审视。最基本的问题是:幻想文学是为什么而写?
    第一种严肃的说法是“文以载道”。首先提出这个说法的是鲁迅(“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其实自古以来文学就有这么一派,有科幻以前就活跃在江湖上了,历代掌门尽是孔子、司马迁、巴金、张淑君(我们语文老师)、岳不群这些高干,“载道”是在文中讲一些有利于国家富强和社会安定的道理,比如说三从四德、以气驭剑、地球绕着太阳转、柳文扬是个好同学之类。鲁迅所感慨的是一部凡尔纳的小说《从地球被崩上月球》,他说:“同样是做梦,人家法国人梦的是征服太空,而我们中国人梦的却是金榜提名,太土啦。”这才说了那句在科幻圈里被高频率引用的名言。这当然是对的,鲁老师的话我一直都拥护,有人说鲁老师不姓鲁,姓周,我同意。
    “载道”虽然被一部分很不俗的新新人类认为很俗,但它是文学的一根脊梁骨,“载道”的文学不一定要说啥啥啥万岁,打倒什么帝国主义,谁是最可爱的人,也可以说说南州六月的荔枝是怎么丹的,还有在阳台上养兔如何能防止它跳楼等等——那就叫做科普文章了。科幻小说不作这种要求。有一次在科幻作家笔会上,也不知怎么回事大家就愤愤不平地谈起科幻小说的“科普化”倾向来,我说,科幻小说不一定非要普及科学理论,也可以,其实也更应该作为基本的“科学精神”和科学之美的载体。其实那是偏向于“载道”的言论了,当时为大家所孤立,连吃饭时都没人给我夹菜。目前,我认为鼓吹科学精神主要是科普文学的任务,科幻小说是小说,可以不听这个指挥。但我仍然认为“载道”是文学的一根脊梁骨。
    载道,有时侯不幸载的是功利之道,因为现在人们都越来越务实了,老说崇高理想和家庭种菜会让人觉得傻,所以讲点用得着的理论是必要的。科幻有时就被当做了非文学的东西。对科幻文学的世俗化要求,造成了一些奇怪的中国特色事件。高考作文题事件,使“科幻作文”教材得以问世;而后来又由于“非典”的肆虐、医学界的反击和一位国内著名科幻作家跟一位著名评论家的严肃辩论,使科幻文学这个概念在《南方周末》报上被读者关注了一段时间。
    这次辩论本来没有小生我的事,但有一位朋友——即国内有名的年轻科幻评论家郑军先生把这事告诉我,还想让我插一脚,所以我就在给他的信里写上了对这次辩论的看法,被登在了一家网站上。我担心了好久,幸好没有引来轰炸和刺杀,说明在我们这里大家都是以理智的态度谈论问题的,跟美国和日本不一样。
    关于“非典”的辩论双方,一是王晋康先生,他的年龄应算“上一代”科幻作家,但他的主要作品却跟我们这些年轻作者同时出现,所以屈尊被算成了“新一代”;另一位方舟子,经常在《南方周末》报上刊载犀利的评论文章,年龄、特长、血型和星座我都不知道。王先生说他多年前的作品《生死平衡》里面已经预言了“非典”的发生,而且早已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方舟子则反驳说:你这是没有根据的牵强附会和自我吹捧,而且你提出的“理论”根本没有科学价值。
    双方讨论的全是学术上的分歧。但我觉得这场争论的根子不在对病毒的看法谁是谁非上面,而是在对科幻的看法上。
    方舟子评论的开头就说:“很多错误观点在借‘科幻’流传。”又说科幻作品是科普的一个重要力量。这样一来,读者在读科幻小说的时候,把它当作学术论文(所谓“挑硬伤”其实就是这么个态度);作家在写的时候,把它当作科普文章。人们对某种事物的期待越高,向它施加的压力也就越大。也越不利于它的成长。我们应该还科幻小说一个它应有的位置。它是文学作品,不是技术论文,更不是科学预言。
    确实曾有过“预言家式”的科幻作家。凡尔纳的《从地球到月球》几乎毫无差错地描述了后来人类的登月之旅。人们传诵着他的这个神话,却很少有人提起凡尔纳是用大炮把探险队送上月球的。阿瑟·克拉克的同步通讯卫星理论也并不是在科幻小说里提出的。实际上,我认为科幻作家可以去写科普读物,像阿西莫夫那样,算是“载道”的一门功夫;而最纯正的科幻小说往往是那种在科技角度看来很“玄”的作品,比如说罗伯特·海因莱因的《你们这些回魂尸》。科幻小说是建立在“假如”的基础上的美丽城堡,谁若是想在里面找个三室二厅住下,是难以如愿的。
    这个论点不仅是针对读者和评论者,其实也是针对科幻作者。我记得当年王晋康先生的《生死平衡》发表在《科幻世界》上的时候,确实加了一段作者附言,大意是:本小说借鉴了《我的平衡医学观》一书中的论点,但解决病毒问题的方法却是作者自己的创造。如果日后医学真的往这个方向发展,作者将不愿把这功劳让给别人。我想,科幻小说如果成为科学预言,那么它将无法避免专业人士极其挑剔的评论。王小波曾说,科学研究中应该采取的是一种“有罪推断”,即先假定每一种新理论的提出者是骗子,寻找证明他有罪的证据,直到千方百计都无法证明时,才暂时承认此人和他的理论可信——你既然想投身于科学研究这种艰难困苦的事业,就只能忍受其中所有的严酷煎熬了。 
     
     科幻小说是一类特殊文学作品,它带给人的是一种别样的审美享受,如此而已。它不是什么科普工具,也不是技术上的预言。像王晋康先生这样的科幻作家,思维敏锐,学识渊博,富有雄心和社会责任感,不愿意总是做这种“寻章摘句老雕虫”的游戏,而想在科学领域有更实际的建树。这当然好,是我所佩服的,而且这样对社会的贡献更大。但是,应该换一个做法:写学术论文,投到专业刊物上去。

    “诗言志”,也是历史悠久的门派宣言,像竹林七贤、谢灵运、李后主、明代的公安三猿(错了!是三袁),还有后来的徐志摩、梁实秋、林语堂、戴望舒以至于北岛等人都是这一派的高手。言志并不是说要言出些“尽忠报国、三个代表、捡钱要交公”的雄心壮志。只要是发自内心的真性情就算志了。有人说“志”其实是记载,也即“史”的意思,我不能同意——难道要我们大家都来写史诗吗?上世纪初的许多中国诗人和作家都赞成文学要“抒写性灵”,其实就是别去关注国事,只要写出人类的某些基本情感、情绪甚至感觉,就算好作品。请看这一句:“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恰似百合花不胜凉风的娇羞。”有什么意思吗?没意思但很有名,因为它诗意地表现了女性美。 梁实秋的雅舍小品文,大篇大段地描写食物,写烹调,写养猫,写旧北京街头小贩的吆喝,无关紧要却常年再版不衰。因为读者喜欢他这个调调儿,喜欢他的“性灵”,“灵”在哪儿我不知道,只是我自己也买了一套梁氏的小品文集作为枕边书。我想他所擅写的是一种情境,怀旧而温和,有书卷气。现在台湾有不少作家继承了“言志”派,比如说经常在大陆杂志上刊登文章的刘墉,一只小母螳螂的死能被他写成多少篇日记,要搁我们的编辑们说,这就叫混稿费。有同学总觉得“志”应该就是革命精神,跟“载道”容易混。其实比起“载道”的重理来,“言志”更重“情”。写作技巧上,前者有分析,后者则更多是抒发。现在国内的幻想文学圈里,“言志”者比“载道”者要多些。
    有时候,“言志”大发了也麻烦。还不是像我们小学同学写作文时只会一句“啊,北海,我多么爱你!”这样的小麻烦。
    二战前夕的意大利,有位诗人叫马里内蒂,诗言志搞得太积极了,组织一伙人写了篇《未来派宣言》,到处配乐朗诵:“我们宣布!由于我们哥儿几个的存在,世界变得更美了!我们歌颂一切毁灭性的、高速的和没把握的东西,去投墨索里尼一票吧!他那张脸比维纳斯更美!在我们眼里枪炮比玫瑰美,B2比多瑙河美,二锅头比青岛啤酒美,奔驰车的标志比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还美!”那时候我看他精神有点失常,就跟他说:“小马你玩儿过头了,当心呀。” 马里内蒂同学不听,还组建了所谓未来党,跟墨索里尼搞纳粹,被人当作黑手党的一个纵队长毙在了西西里岛上。
    再比如说南唐后主李煜吧,也死得很惨。被“牵机药”牵得脑袋往脚上碰,在地上连写了七个惨字呀。但是据王国维说,李后主就因为这种悲惨的命运,才有“志”可言,成为千古词坛的南面王。所谓“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我们看看他被宋太祖逮捕以前的作品,都是些风流小调,没什么品位。看来要“言志”还得先国破家亡,才有文化底蕴呢。

    载道、言志之外还有一派叫“表现主义”,我有位朋友是这么说的:“我认为文学的价值就是它本身,此外无他。好比一棵植物,它就生长在那里,带着它的姿态、色彩和香气生长在那儿。它又为了谁,为了什么才那样生长的呢?不为什么,它的生命只对它自己负责。你懂得欣赏,就会喜欢它;不懂得欣赏,也不能否认它的存在。”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虽然国内写科幻的里面有采取这种主张的人,而且是我的朋友。实际上这就是埃德加·爱伦·坡的文学主张,另外还有很多作家持着这样的看法,那就叫做“为艺术而艺术”派。他们觉得存在一种“纯粹的文学”(要是画家就相信有所谓“纯艺术”),这种“纯文学”可以摒除一切与“文学之美”无关的因素,包括情节、思想和所有人情世故,而只给读者欣赏纯粹的文字的美感和“切割时空的技巧”。实际上这是一种自娱自乐、类似游戏的态度,就是传说中的“逗你玩儿”。我不知道没有了他们所谓“与文学无关”的情节、思想和人情世故之后,一篇小说还剩下什么,大概也只有一堆文字和迷宫般的被切割的时空了。对此主张施行最力的爱伦·坡,认为小说可以写成一种艺术品,专凭奇妙的结构和文字魅力吸引一批对文学有纯粹的兴趣和欣赏品味的读者。表现主义的作品可以通过作者的努力,呈现给读者一种扑朔迷离的、几乎是视觉上的独特情境,就像爱伦·坡自己的《红死病的假面具》中王子布置出的房间颜色。
    让我们再来看看这两句诗:“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闪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什么意思?不知道,没道理也没感情,只有一些互不相关的文字带给我们一种鲜明的幻觉印象。这是美国诗人庞德的诗,他崇拜我们的唐代诗人,觉得唐诗是最美的诗歌。于是,庞德以中国唐诗为榜样,创立了意象诗派。我觉得他的诗比唐诗差远了,单是纯技巧,远远比不上“床前明月光”,后来又不纯了,写了些天知道什么“诗”。爱伦·坡至少还敢往死胡同里钻。但是,我们又知道爱伦·坡也非常重视能够吸引读者的情节和情感,他的小说大部分都是以惊恐为情绪基调、以扑朔迷离为情节特色的。说到底,爱伦·坡是以写作谋生的人,他不能不考虑读者。这也是他的尴尬所在——既鄙视专为读者写作的“写手”,又必须研究读者的趣味。但我认为他是在这两者间达到平衡的一个好作家。
    无论是“载道”、“言志”还是“为艺术而艺术”,都有价值而都有点偏颇,当公公、婆婆、大舅子各自说理,相持不下的时候,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其中求得平衡。中国人讲中庸之道,西方则说“黄金律”,其实无非是一个均衡的问题。我们仔细想想的话,载道、言志、“逗你玩”这三种主张其实总结了文学的三个基本内容——说理、抒情和展现文字之美,三足鼎立,缺一不可。最好的作文就是把这三个东西融合得恰到好处,天衣无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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